学术新声 | 学院青年教师刘战伟等在《新闻大学》刊文关注“平台劳动本土化”问题

《平台化、亲缘地缘与微资产者：一项本土化的劳动关系研究》

本文第一作者刘战伟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第二作者刘元锟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本科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新闻大学》2025年第8期。

【摘要】当下平台劳动研究延续西方政治经济视角，陷入理论增量贫瘠的困境。本文旨在跳出现有平台劳动研究的“控制-剥削-反抗”框架，基于中国本土亲缘地缘语境来审视平台经济，为理解平台劳动提供中国本土化的在地视角。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与全球扩张，不仅仅是全球资本、市场理性与高新技术的力量，更是中国本土劳动力、亲缘地缘与微资产者的支撑。平台经济借助县乡能人下沉渗透，并通过亲缘地缘雇佣本土劳动力发展壮大，制造出熟人关系的非正式雇佣、人情约束下的自觉性松散管理、外围帮助者与核心经营者的逆差序格局等本土化劳动关系。平台化经济中的县乡商业力量，依托亲缘地缘关系的灵活雇佣制度与资本积累机制，生成本土化的微资产者经济，成为平台经济本土扩张与全球崛起的内生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进行平台劳动研究时，不应只看到城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数字零工，也应看到广泛的农村社会，大量依托平台生存的微资产者与背后的亲缘地缘劳动关系。平台经济并非空中楼阁的技术空壳，而是建立在实体商品、服务与劳动力基础上的，而这些元素全面渗透进依托亲缘地缘关系的微资产者经济中。当前对平台劳动的研究，更多聚焦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数字劳动的批判叙事，以及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抨击，缺乏中国本土化视角，陷入理论增量贫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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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视角转向中国本土社会，观察平台经济的在地实践时不难发现，农村电商、乡村直播等平台下沉经济已经发展壮大。置身于数字中国，数字劳动早已不再局限于工厂或公司意义的大厂中（赵月枝等，2024），还在农村电商、网红新农人、乡村主播、乡镇企业、数字游民等县乡数字日常中。农村电商带头人是县乡电商发展的核心力量，在其周围蔓延开来的是基于亲缘地缘的熟人劳动关系。平台经济下沉渗透进中国的县乡社会中，并非只依赖现代市场理性，还有植根本土社会的亲缘地缘关系。

二、平台经济的县乡下沉：亲缘、地缘与微资产者

在刚刚起步的数字小生产者劳动关系中，劳资关系的意味很淡，因为许多资金紧张的创业者选择以家庭生产的方式启动。尽管数字小生产者也会向亲属支付报酬，但劳动关系中亲属关系的比重远超过雇佣关系。这与数字零工劳动研究中的控制-剥削-反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劳动研究的注意力聚焦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面向时，遗忘了大量在地化的县乡劳动力对平台经济的支撑，并忽视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作为润滑剂，有效化解了大量劳资矛盾。

现代雇佣关系看似科学高效，但也易引发劳资冲突，而县乡亲缘地缘劳动关系则相对可以柔性地化解上述矛盾。从内容博主、网络直播到电商产生，县乡数字内容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扩散，依靠亲缘地缘网络，即亲戚带亲戚、熟人雇熟人的乡土差序关系网络。亲缘地缘关系为县乡微资产者提供稳定劳动力供给，并降低劳动力成本。

在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为核心的平台劳动研究中，存在着激烈的劳资冲突问题，引发剥削-控制-反抗的劳动叙事研究。不过，简单的“资本/工人”二分法根本不足以涵盖中国复杂的数字劳动主体。同时，在乡土社会既有逻辑的改造下，劳资关系同样无法描述乡村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高度混融前提下数字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乡村集体彼此交织的状态。甚至，若机械地移植化约的剥削逻辑，可能得出劳动者剥削小生产者、小生产者剥削父母的荒唐结论。

在平台经济的县乡下沉生态中，大多数小资产雇佣劳动由乡土能人管理，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作为润滑剂，能够高效化解市场化的劳资矛盾。在县乡下沉数字经济中，规模庞大的非正式雇佣劳动力，无需缴纳五险一金，兼顾家庭再生产劳动，是平台下沉经济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当然，此处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在县乡平台经济重新整合农村劳动力的同时，其似乎也是利用了亲缘地缘道德外衣，掩盖了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劳动保障缺陷问题。

劳工权益保障需与产业发展阶段动态适配。在产业竞争力薄弱期过度强调规范化，可能削弱国际竞争优势，反致就业空间萎缩。当前我国平台经济主要矛盾在于通过本土化优势快速培育产业竞争力，为未来劳动条件改善做大蛋糕物质基础。这要求辩证把握平台经济发展与劳动保障的时序关系。儒家伦理下的社会网络在此阶段被转化为平台经济的本土优势，其降低信任成本、增强生产弹性、柔化劳资冲突的功能，成为中国突破制度约束的独特本土禀赋。

平台本身不生产商品，只是商品交易的技术中介。中国的电商之所以快速发展和崛起，并非仅靠技术平台就可以，核心还是靠中国县乡经济中大量微资产者的产品制造能力。同理，中国跨境电商四小龙的大量长尾商品制造商并非大企业，而是大量县乡社会的微资产者。

中国平台经济的成功，是全球化资本力量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基因深度耦合的结果。一方面，平台巨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架构、资本投入和全球市场视野；另一方面，其在中国市场的爆发性增长与全球竞争力，本质上是由扎根于县乡的亲缘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微资产者经济所驱动。平台经济在中国的成功与全球崛起，绝非仅靠硅谷式的技术创新或资本力量。其最深层的动力引擎，在于成功激活并整合了中国县乡社会由亲缘地缘关系粘合起来的、充满活力与韧性的微资产者经济。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结构的平台化，技术带来的剧变更为夺目。超大型平台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本土微资产者的支持，它们如同平台经济的毛细血管，为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商品与劳动力，支撑起淘宝、拼多多等平台神话。它们以家庭作坊的松散管理和庞大的数量巧妙地参与平台市场竞争，将经营者和员工的人情资本作为筹码，兑取管理资源，本质上是一种“人情控制”，成为一种基于亲缘关系的、被儒家宗亲关系文化所接纳、掩盖的剥削形式。

平台经济下沉县乡时，亲缘、地缘关系嵌入市场，非正式雇佣与自觉的人情管理，消解着劳资冲突，让劳动者在家门口获得就业机会，且能够兼顾照看家中老小的再生产劳动。不过，若只认识到这一面，那将导致理想、浪漫的偏差。非正式制度、人情管理等引发的就业不确定性、劳动保障缺失等，是中国平台经济扩张的内生比较优势，却往往牺牲了劳动者的多维保障。

平台经济与亲缘地缘的互动中既存在相互嵌合的情况，也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就微资产者而言，平台经济借此扎根中国乡土社会，对民间资本与劳动力的转化和汇集更为深入。而县乡创业者借自身亲缘地缘关系兑取参与大市场交换的机会，但又普遍地被发展上限制约，形成数量庞大的微资产者。其始终维持着小家庭形态，甚至随着家庭重组而分裂。这是因为微资产者不断再生产着自身的初级形态，亲缘地缘关系的固化阻碍规范化的迭代。

在审视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路径时，需超越西方固有的批判范式，将其置于国家产业升级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框架中辩证理解。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构建必然经历特定历史阶段，即前期需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完成原始积累，进而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迁。在此过程中，劳动者权益的改善并非被忽视，而是被纳入更长的历史周期。只有当中国产业真正占据全球价值链高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做大蛋糕逻辑才具备坚实基础。对阶段性代价的批判须与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性理解相结合，方能在理论层面构建契合中国实践的辩证认知框架。

注：本文系删减版，参考文献从略，正式版本请参见原文。

供稿 | 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

编辑 | 王佳鑫 俞可怡

执行编辑 | 李婧杭

主编 | 权姗姗

审核 | 毛湛文 张垒 刘战伟

发布于：北京市